，所能想到的也不过是往来买卖多多益善，金银永不餍足；却从未曾料到，如果利润实在太多，波及实在太广，也会生出不可知的变故……

想到此处，她终于低声开口：

“宰相们——宰相们是个什么见解？”

“莫衷一是。”李孝恭叹了口气：“皇帝命政事堂诸位相公与重臣们商议，彼此争执良久也不得要领。部分大臣以为，继而风险如此之大，不如暂停贸易封锁关隘，观望以后再说。”

“荒谬！”李丽质脱口道。

“暂停贸易”？说得轻巧！陇右多少人靠着西域往来通商的重利过活？一旦切断买卖，岂非等于活活逼人作乱？

“宰相们也是这个见解。”李孝恭道：“魏征魏相公更是直接发了话，说朝廷自西域及两广收来的利税，三成都拨入长安太常仓，充作关中百官百吏的俸禄及赏赐。一旦贸易切断利税无以为继，这个缺口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弥补，只能请建议锁国闭关的大臣们自己参详。”

显然，魏相公虽尔与皇帝与房玄龄与长孙无忌颇有争执，但不过是执行道路细枝末节上无谓的争论而已，在开关通商加强贸易上的决心从无动摇。当初将百官俸禄与外贸利税挂钩，便是出自他的建议。所谓动人钱财如杀人父母，无论再如何强势的重臣，妄想要将满朝上下的薪俸砸个一干二净，那必定也是千夫所指，屁滚尿流。

但宰相的职责可不仅仅是反驳这些封闭保守一脑子浆糊的老臣，他们总得拿出方案才行。

长乐公主默然片刻，再次展开了麻纸。

【总的来说，明朝末年的所谓九边的“大崩溃”、“大审判”，算是带明数百年来所有摆烂躺平不作为的总清算。要知道，直至天启、崇祯年间，带明大部分地域都依旧是“承平久矣”、“闾里宁谧”的太平气象，绝无乱离的征兆。各种意义上，十七世纪中叶的带明都是真的没有亡国的道理，它算是被不作为的朝廷与发癫的皇帝给一起逼死的——而在这一步步逼死的流程中，海外输入的白银居功至伟。

是的，赚钱都能把自己赚死，没见过吧？

自然，这小小的带明震撼也不是白来的。带明能作到这个地步，多半还要仰仗它那稀烂到匪夷所思的财政制度。虽尔贸易傲视群雄，但带明的财政不但在同期的文明世界属于丢人现眼的垫底水平，甚至于一路倒退萎缩，到了连两宋都不如的地步，可谓是雄辩的扇了制度进步论者一个响亮的耳光——我带明的税收制度连两百年前的华夏都不如，你们没见过吧？

这种“不如”是相当离谱的。带宋虽然武德稳居末位，但至少经济上相当上心，号称“历代盘剥之法，本朝皆备”，不但税赋沉重，还广泛以国家力量介入商品的往来贸易之中，实行大规模的“禁榷”、“均输”，朝廷亲自下场搞官卖垄断赚钱；为了灵活调动物资弥补亏空，发明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纸钞制度及人口调查制度，官员每年都要派遣乡役调查“丁账”，朝廷以御史监察弹劾，最大限度的掌握了国土上的人力物力。

而我带明嘛，那是既没有大规模国营垄断的本事，也没有发纸钞敛财的才华，除了偶尔派几个太监下乡搜刮以外，其余则一律躺平；甚而言之，就连最关键的人口和土地也是一概付之茫然——以当时士大夫的话讲，明朝自洪武永乐年以后的人口统计，基本就是地方官吏直接照抄上一年的数字，随便改动几个交上去完事。至于连抄都懒得抄，干脆一拍脑门编造本地人口数据的，那其实也不在少数。

也正因如此，大明才创造了千古未有之奇迹——国家承平繁荣百余年，在册的人口反而一路减少，径直倒退回高皇帝洪武年间；至于以人口为基础征收的人头税（丁银）嘛，居然还不如唐宋时……

懂不懂我带明小政府自由主义的含金量啊？！

不过，带明之所以能这么作，多半也是它的天赋条件实在太好了——人民过于勤奋、过于聪明、贸易的优势过于强大，以至于拖着这种稀烂的财政体制，居然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没有怎么忧虑过经济问题。带宋要辛苦平衡纸钞币值、要维系铜钱价格的稳定，而带明只需要大手一挥，顺其自然即可。前期时以物易物搞复古主义，后期则干脆直接跃进到白银货币。

按理来讲，这种将货币来源完全依赖于外国的做法是十足十的愚蠢，只要外贸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，大明的经济都得喝一壶。但你不能不承认华夏在贸易顺差上的天赋异禀——顶着这种作死的debuff，沿海居然都依靠海贸建立了相当稳定的货币体系，推动了晚明惊人的繁荣，生产与消费双双的发展。

不过嘛，在稳定货币刺激之下，华夏人民的激情有那么一点稍稍过头了……以史景迁等人的观点，巨量资本涌入后，在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早期的江南激发了一次生产技术的革新（宋应星之《天工开物》，便有这次革新的影响），华夏手工业的效率再一次有了飞跃，在原本就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