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67严嵩,老了(1 / 3)

明朝景泰元年,朝廷以边圉事殷,令天下生员纳粟上马者,许入监。

其上选事例,与岁贡同。

这就是明朝首次允许以纳贡的形式入监,而入监的目的自然是以国子监生的名义进入仕途,虽然品级不高,但毕竟有了官身。

此例行四年后暂罢,但是在成化二年,南京发生大饥荒,守臣建议,令官员军民子孙纳粟入监。

由此,纳贡成为常例,在朝廷缺乏粮食、马匹甚至草料的时候,都会按此例执行。

虽然正统读书人对此颇多非议,甚至礼部尚书姚夔上奏:“切惟国子监乃育才之地,朝廷资以致治,近因各处起送四十岁并纳草纳马生员,动以万计,已不胜其滥,今又行此,将使天下以货为贤,士风日趋于陋。”

对此,明宪宗以为然,再次停止生员吏典上纳事例,但是之后弘治、正德乃至嘉靖朝,每当朝廷需要时无不以此解决物资紧缺的难题。

现在,葛缙再次以京营缺马而太仆寺难以筹措为理由,申请兵部上奏此事。

杨博知道,这份奏疏上去,嘉靖皇帝那里肯定是会答应的,至于旁人的非议,还是由他们吧。

作为兵部,解决军方难题才是正务,至于非议,当这些人升到高位又面临此难题时,纳贡依旧是最后,唯一的解决法子。

细细看完张守直的条陈,和以往惯例一样,京卫武学生员有愿纳银纳马入监者,取武学师生并该卫所保结已应举者纳银二百四十两,未应举者银三百二十两,民间及军余也可按此办理,来京纳贡。

在职武将也可以纳贡获得升迁,镇抚要银一百两,指挥需银一百四十两,都指挥以上纳银二百两,若已立功一年至四年者,各照年限职品递减......

在外卫所军余有愿充承差者、印吏、役者,布政司知印纳银一百两,马以四匹,外贴银八两;都司知印及布按二司承差银八十两,马以三匹,外贴银十两;都司承差银七十两,马以三匹;布按二司吏与银六十,酌马以二匹,外贴银十两;都司及各府死马寺行太仆寺盐运司吏典银四十两,马以一匹,外贴银十四两。

各司府首领并州县吏典银二十两,卫所吏典十五两,供于本省府纳免其考选候缺参补。

可以说,只要愿意出银子纳贡,几乎可以买到全部中低级吏职,甚至普通人纳贡二十两银子,就可以授以冠带。

其实,授以冠带的纳贡虽少,却是很大的一块收入。

地方上商户甚至小地主,只要有财力都会选择此项,因为给了这笔银子,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和读书人一样,公开穿戴以前不能使用的材质制作的衣服。

在封建社会时期,人们的衣着不仅是美的体现,更能表现出自己的身份地位,是一种身份的象征。

明初,朱元章更是建立了十分严苛地服饰等级制度,不同人群的衣着特点有明显的不同。

比如商人群体,朱元章出身贫寒,自幼见惯了唯利是图的商人,所以对他们十分鄙夷,在登基之后也想尽办法打击商人的发展,比如推行重农抑商政策、没有建立完善的商税体系等。

但是最重要的就是,朱元章将商人从服饰上与其他百姓区分开来,不允许善根穿戴丝织品,以此打压商人的地位。

要打破这种桎梏,要么就是商人家庭出现读书苗子获得出身,要么就是以纳贡的方式解除这种限制。

实际上,按照朱元章本心,纳贡制度应该是不被允许的,只不过后代子孙在面对实在难以解决的困难时,似乎也找不到更好的法子。

“既是按照旧例,我也没什么好说的。”

杨博已经看过了条陈,也知道这主意应该是张守直和葛缙商量后的结果,自然不能轻易否决,即便他内心其实不想使用这个法子。

看向葛缙,杨博说道:“葛侍郎,此奏疏有你草拟,到时候我递交上去。”

“是,大人。”

葛缙和杨博一样,都是两榜进士出身,要说对于纳贡没有想法是不可能的,可是坐在这个位置上,想的只能是如何解决问题。

京营缺马的原因,他通过调查已经知晓,可又能如何?

还不是只能想尽办法从太仆寺再凑一批马匹,哪怕几年后这些马匹又没了,到时候的接任者继续想办法凑就是了。

......

南京城外一所破败的小庙一改往常冷清,庙外几个身强力壮的武士站在四周,监视着周遭一举一动,十来匹马儿缰绳被绑在树上,时不时有马嘶声传来。

“我就说严嵩那老家伙没安好心,这几年我们费了多大的劲打通了长江沿岸的商路,他们这是一上手就像掐住九江,抢咱们的生意。”

一个魁梧的汉子低声咒骂着。

“好了,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,还是想想京城下文后咱们该怎么反应。”

又一个体型富态的胖子开口劝道。